吴印咸生于1900年9月21日，卒于1994年9月7日，江苏沭阳县人。中国著名摄影艺术家，他曾担任过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摄影队长、主持电影团工作，东北电影制片厂技术部长、副厂长、厂长，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兼摄影系主任，文化部电影局顾问，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名誉主席，中国电影摄影师学会副理事长、名誉主席，全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委员。

吴印咸先生与世纪同龄，他是中国革命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和纪录者。他用手中的摄影机和照相机，站在时代和历史的潮流中，忠实地纪录着中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的风云际会。在长达70年的摄影艺术生涯中，拍摄了数万张黑白和彩色照片；拍摄了7部故事片和5部纪录片，曾获得全国电影“百花奖”的“最佳摄影奖”；编著了20多本摄影艺术专著；举办了近20次个人摄影展览。

1900年9月21日出生于江苏省沭阳县。

1919年考入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开始接受正规的绘画基本训练。

1920年在校学习期间，用三块银元买了一台勃朗尼方匣式旧照相机，开始自学摄影。

1920年（20岁那年），路过北京路的旧货商店，看中一架美国勃朗尼牌方匣照相机，要价3块大洋。吴印咸实在好奇，愣是省下钱，买了人生中第一台相机——只有一个快门速度。

1922—1923年“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返回沭阳任教，继续从事摄影活动。

摄影作品有：《晓市》、《觅食》、《饥寒交迫》、《过别墅有感》等。

1927年沭阳发生土豪劣绅勾结军阀武装镇压民主力量的“一·六事件”，他被迫离开沭阳前往上海谋生。

1928年，他来到上海，做起了演出布景师。

1930年，昔日同学合资开了红灯照相馆，就在四川北路海宁路口。

1935年与许幸之联合举办“绘画、摄影展”，这是吴印咸第一次举办个人影展，展出作品56幅。

离开天一影片公司，到电通影片公司拍摄影片《风云儿女》。

随后又拍摄了由袁牧之编导的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

摄影作品有：《呐喊》、《侧目而视》等。

1936年完成了《生死同心》的拍摄，紧接着又拍摄了由袁牧之编导的影片《马路天使》。

1938年9月，在延安成立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团长由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兼任，政治指导员李肃，艺术及编导负责人袁牧之，技术及摄影负责人吴印咸，摄影徐肖冰及总务、勤杂等六、七人组成。

10月1日，应周恩来之邀去延安拍摄的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在陕西中部的皇帝陵拍摄了第一个镜头，该片是人民电影的第一部作品。

此间的摄影作品有：《宝塔山》、《延安远眺》、《驼铃叮咚》、《抗大午餐》等。

1939年拍摄《白求恩大夫》的新闻素材片

摄影作品有：《白求恩大夫》、《红缨林立》等。

1940年拍摄了《延安各界庆祝辛亥革命三十周年大会》、《延安庆祝百团大战胜利大会》和《追悼会》、《国际青年节》等素材。

摄影作品有：《朱德》、《周恩来》等一系列人物照片。

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作为电影界代表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并担任会议摄影师。

摄影作品有：《艰苦创业》、《拓垦》、《骑兵演练》、《延安文艺座谈会》等。

1943年大型纪录片《南泥湾》摄制完成。

摄影作品有：《组织起来》、《延安大白菜》、《兄妹开荒》、《志同道合》等。

1945年第一期摄影训练班开学，吴印咸主持教学。

摄影作品有：《毛主席论联合政府》、《登机告别》、《归来》、《七大会场》、《朱德报告》、《刘少奇报告》等。

1946年10月1日东北电影制片厂成立，吴印咸任技术部主任，年底任副厂长。

1947年赴捷克斯洛伐克参加第一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任摄影记者。

1949—1954年吴印咸接任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

任厂长期间，东影生产了《中华儿女》、《赵一曼》、《白毛女》、《钢铁战士》等优秀影片。

1952年率中国电影代表团参加印度第一届国际电影节。

摄影作品有：《喂鸟人》等。

1954年因病离职休养。

1955年参加北京电影学院筹建工作。

作品有《瓯江帆影》、《节日的北海》、《故宫太和殿》等

1956年9月1日，北京电影学院举行开学典礼，吴印咸任副院长，兼任摄影系主任。

中国摄影学会成立，吴印咸被推选为理事。

1960年中国摄影学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吴印咸被选为副主席。

1961年，《吴印咸摄影作品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展出作品160幅，后到七个省市展出。

1970年任国务院文化组成员、中央五七艺术大学副校长，主持电影系教学工作。

1972年，吴印咸重回延安采风，入住时，整个宾馆都传开消息：“毛主席的摄影师来了！”这个头衔成就了吴印咸，也设定了他一生的底色。

1979年11月中国摄影学会在北京召开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决定名为中国摄影家协会，吴印咸为副主席。

摄影作品有：《作家茅盾》、《画家黄胄》等。

1984年中国人像摄影学会成立，吴印咸被推举为名誉主席。

摄影作品有：《宁静的海滨》、《遥摄者》、《腾飞》、《澳门炮台上》等。

1985年中国摄影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吴印咸当选副主席。

摄影作品有：《〈九歌〉剧照》、《月季》、《牡丹》等。

1987年赴哈尔滨参加《吴印咸摄影六十年作品展》开幕式。

1988年4月，应邀访美，在美国接受了纽约国际摄影中心授予的“摄影功勋证书”，并展出作品43幅，展览名为《新中国诞生地——延安》。

7月参加“第十九届阿尔勒国际摄影节”。

11月，上海第二届国际摄影展举办《吴印咸摄影回顾展》，展出作品121幅。

世界摄影理事会授予吴印咸“名誉会员”称号。

吴印咸被写进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的《世界名人录》。

1989年北京电影学院授予吴印咸“荣誉教授”衔。

被中国电影摄影师学会选为名誉主席。

在新疆乌鲁木齐参加《吴印咸摄影回顾展》开幕式。

摄影作品有：《火焰山》等。

1990年，组照《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获第十六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特别荣誉奖”。

1991年1月，《吴印咸抗日战争时期摄影展》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展出，展出作品69幅。

在第五届中国摄影家协会代表大会上，吴印咸被推举为协会名誉主席。

1992年3月赴深圳参加深圳摄影大厦落成时开幕的《吴印咸摄影作品展》，展出作品160幅。

10月，中国第二届摄影节期间在北京展出《吴印咸摄影作品及使用相机展》，展出作品165幅。

参加为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举办的《中日摄影名家二十人联展》，展出作品12幅。

获“政府特殊津贴”。

中国电影摄影第一届评奖委员会授予“电影摄影优秀奖”之“特别奖”。

北京电影学院授予“金烛奖”。

1993年6月《吴印咸摄影作品展》在瑞士维拉博物馆展出，展出作品90幅。

《吴印咸摄影作品珍藏》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1994年中国老摄影家协会成立，吴印咸被推举为名誉主席。

《吴印咸风光花卉摄影集》由中国广东老摄影家协会、中国广东华侨摄影学会、中国广联实业株式会社联合出版。

3月，港澳摄影协会颁授“摄影大师”名衔。

9月7日晨与世长辞，终年94岁。

1900年9月，吴印咸生于江苏省沭阳县一个清贫的书香之家，幼时考入生产棉布和线毯的江苏省立第四工厂半工半读，半天学习文化知识，半天当织毯工人。因他自幼喜爱绘画、书法、篆刻，工作之余常常收集各种具有民族特色的美术图案，尝试自己设计线毯图案，获得厂方认可与市场的欢迎。18岁毕业时他被留在厂里，半日教授图画课，半日设计线毯图案，并自修了中学的全部课程，为他日后的发展打下了文化修养的基础。

1919年，他19岁时，在亲戚和朋友资助下，考取了绘画大师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开始接受正规的绘画基本训练。在美专学习的时候，吴印咸在旧货市场上用三块银元买回一台老式“勃朗尼”方匣子照相机，开始对摄影发生了兴趣。他买了过期的胶卷、相纸，在集体宿舍床铺下面建立了一个小小的“暗房”，研习起摄影。床铺低矮，他只能趴在下面操作。日后他戏称自己是“蛙式”作业。就这样，他在学习绘画的同时，开辟了自己的“第二课堂”。吴印咸感到摄影比绘画更真实、更自然、更具魅力，也更能够反映现实生活，因而，在学习绘画的同时，把绝大部分业余时间用于钻研摄影的技术与艺术。

1922年他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回到家乡，一面在县立高小、县立中学、县师范学校教授美术，一面利用课余时间继续心爱的摄影创作，拍摄了反映苏北农村小镇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的许多照片。在美专接受的绘画训练对于吴印咸的摄影创作发生着重要影响。他的摄影作品十分讲究光线效果，精于画面布局和构图，倾注了他的智慧和匠心。1934年他拍摄的《田螺》，曾获得瑞士摄影沙龙荣誉奖。

《晓市》是吴印咸早期的摄影代表作之一，反映了他的家乡沭阳县承辉门下人们为生计而忙碌的身影。逆光照射下，人们劳作的剪影衬托在闪现着晨露的石板路上，活灵活现地记录了当时当地人们的生活写照。它说明，吴印咸的摄影创作不仅十分注重光、影、画面结构等艺术表现形式，也把摄影用来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直到晚年，这幅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摄影作品，一直悬挂在吴印咸书房兼会客室的墙壁上，成为他最喜爱的作品之一。

青年时代的吴印咸，在他的摄影创作中，更多地把照相机镜头对准旧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表现他们生活的艰辛和蒙受的苦难，给予他们极大地同情。他拍摄了《饥寒交迫》、《过别墅有感》、《纤夫》等摄影作品，表现了劳苦大众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的社会现实，期待着变革。

从1927年起，吴印咸离开家乡回到上海谋生，先后在艺海布景公司绘制舞台布景和照相室布景，在红灯照相馆任摄影师，并在天一影片公司担任布景师，首次接触到电影这门新兴艺术，并继续从事业余摄影创作。在此期间，他的代表性摄影作品有《纤夫》、《负重》、《归途》等，表现了劳动人民所经受的生活煎熬，反映出吴印咸对普通劳动者的深切同情和他的正义感。

1935年，吴印咸应电影界及文化界泰斗夏衍之邀，到上海电通影片公司拍摄由田汉编剧、许幸之执导的影片《风云儿女》，成为电影摄影师。该影片以“九·一八”事变为历史背景，表现了知识分子从苦闷彷徨到觉醒奋斗、走向革命的过程，也曲折地反映了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强烈愿望。这部影片于1935年5月在上海公演，引起轰动，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激情和斗志。尤其是片中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将影片主题更加深化，成为风行全国、激励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战斗号角，日后成为我国的国歌。此后，吴印咸又拍摄了由袁牧之编导的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该片运用不同的喜剧表现手法，讽刺、鞭笞了旧中国的黑暗和迂腐

后来，他又为明星影片公司二厂拍摄了《生死同心》和《马路天使》两部影片。前者表现的是革命历史题材，后者则反映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与情感，赞美了他们美好善良的心灵，表现了他们为争取自由而开展的抗争。该片上映后在上海其国内引起巨大反响，收到了极为轰动的社会效果。《马路天使》成为30年代左翼电影的经典之作，被誉为“中国影坛上开放的一朵奇葩”。这部影片也是吴印咸的成名作，标志着他电影摄影技巧的成熟，也使他成为全国知名的电影摄影师。1980年－1981年，该片在英国伦敦、美国旧金山及法国巴黎、里昂举行的“中国电影月”上放映，均受到观众的喜爱和舆论的重视。1982年2月，在意大利都灵市举办的“中国电影五十年回顾展”开幕式上放映了《马路天使》，受到广泛赞扬。该国著名影评家达西拉奇著文写道：“新现实主义诞生于上海”。该片在世界电影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可见一斑。

吴印咸在摄制影片的同时，一直利用空余时间进行摄影创作。这期间他拍摄了《呐喊》、《霹雳》等多幅摄影作品。《呐喊》以疾声大喊的人物造型宣泄了被压迫的人们要反抗的内心世界。《霹雳》则以乌云滚滚、电闪雷鸣寓意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期望着深刻的变革。

1937年“八·一三”之后，上海沦陷。吴印咸为了生存，在太原、上海、香港奔波了一年多。正在此时，袁牧之于1938年夏发来电报，邀他到武汉有要事相商。原来，在武汉工作的中共中央代表、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邀请袁牧之到延安、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敌后拍摄反映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生活与战斗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吴印咸毅然决定：接受邀请，到延安去！

接到消息后，吴印咸立即离港经上海赴武汉。于汉口逗留期间，他受周恩来委托，在一天夜里,到指定地点接受了荷兰著名电影导演伊文思送给八路军的一台只有一个镜头的“埃姆”电影摄影机和二千英尺胶片。袁牧之又从香港购买了16毫米电影摄影机及部分胶片，吴印咸倾囊购置了三台照相机，他们于当年八月到达延安，直接投入了抗日救国事业。在延安成立的“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简称“延安电影团”）中，吴印咸任摄影队队长（后任电影团的负责人），与袁牧之等人担负起拍摄《延安与八路军》纪录片的重任，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军民的斗争，同时也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的珍贵革命史料。

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当时延安的物质生活极其匮乏，更不必说拍电影的器材。拍电影的底片使用完了，大家就用印制拷贝的正片代替，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去完成任务。在拍摄电影的同时，吴印咸和他的同事们还拍摄了大量的历史性照片，洗印并放大制作出来，通过各种途径，包括周恩来亲自领导的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向中外真实地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国事业。

1939年，电影团在延安拍摄后，开赴华北抗日战场，摄制八路军与日寇英勇作战和根据地人民的支前活动。吴印咸在前线亲自拍摄了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在中国抗日烽火的前线，抢救八路军伤员的纪录电影和《白求恩大夫》这幅摄影名作。在晋察冀根据地，吴印咸又应《抗敌报》社长邓拓和军区政治部摄影科科长沙飞之邀，撰写了《摄影常识》一书，作为培训摄影干部的教材，提供八路军和解放区的摄影干部阅读。该书虽篇幅不大，却是解放区编辑出版的第一部摄影教科书。它是吴印咸冒着酷暑在田边树下的大石头上、在老百姓家里的土炕上、在微弱的蓖麻油灯下撰写而成的。此书由邓拓、沙飞各自撰写序言，并由抗敌报社印刷出版，发行到部队和地方广大地区，它的重大作用和意义不言而喻

第二卷就好了。”这样，那助教才能够继续操作下去。这事使那位助教一直牢牢记着，从那以后，不管是他自己的底片，也不管是别人要他冲洗的底片，不论是黑白的还是彩色的，从未出现冲洗事故。

1963年至1964年期间，吴印咸出任故事影片《白求恩大夫》总摄影师，到上海在电影制片厂拍摄，为了培养年轻教师，带了两位助教作助理。此影片是厂方投产的重点片，创作人员包括多位享有盛名的电影艺术家，住在上海最著名的华侨饭店与国际饭店。有一次，摄影棚内布景未干，大伙儿休息。吴印咸趁此机会邀约摄影组的机械员（管摄影机的）到他住的华侨饭店的房间洗澡。这使得那位机械员左右为难，应也不是，不应也不是。因为这位机械员是旧社会在电影厂当学徒熬过来的，从来没遇到这事儿。享有盛望的总摄影师，邀请他到宾馆的个人房间洗澡，恐怕也是史无前例了。他找吴印咸的助教商量：去，还是不去？助教说，吴老是很随和的，没有架子。次日，机械员果真去了。助教在饭店门口迎他进屋。他穿了一身崭新的蓝华达呢中山装，这可能是他最好的衣服了。“文革”开始后，这位机械员老师傅对吴印咸的处境很担心。1966年秋，他特意托人从上海到北京电影学院找那位助教，打听吴老的现况。助教只好勉强告诉他：吴老威望高人缘好，造反派也不过叫他看看自行车，拔拔草……。吴印咸这位著名的摄影艺术家、摄影教育家就是这样关心着他人。

当然，吴印咸也时时关心着全国广大的摄影工作者和爱好者，关心着摄影教育事业在全国的普及。在他高龄离开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学岗位后，把全部精力投入撰写摄影著作，并到各地讲学，传播摄影知识。他认为，有幸步入高等摄影院校求学者仅是少数，更多的人要通过“没有围墙的大学”进行学习，获得知识。在他80多岁高龄之时，在写作之余，还不辞辛劳，赴陕西、甘肃、四川、山东、辽宁、黑龙江等地讲学，并撰写出版了《人像摄影》、《风光摄影》、《彩色摄影》、《摄影用光》、《摄影滤光镜使用法》、《摄影构图120例》等专著，提供摄影人员阅读。他常说，应该把他从事摄影的经验传授给青年人，促进摄影事业的发展和繁荣。直至90多岁他住在疗养院时，也是带着著作手稿，带着图片，甚至带着放大机，不停地写作，写作……

吴印咸对我国摄影事业和摄影教育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不仅在国内赢得广泛的尊敬和崇高的声望，荣任中国摄影家协会第一届理事、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副主席、第五届名誉主席，中国老年摄影学会（后改为老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电影摄影师学会副理事长、名誉主席等职，还是第四届全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委员、北京电影学院“荣誉教授”，港澳摄影协会授予他“摄影大师”荣衔，世界摄影理事会颁发给他“名誉会员”称号，并在1988年接受了纽约国际摄影中心（ICP）授予的“功勋证书”。

在中国摄影界，被称为一代宗师的唯有吴印咸。吴印咸是获得大家公认的我国电影摄影教育和图片摄影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吴印咸30年代在沭阳举办影展，开沭阳影展之先河。之后，拍摄了《风云儿女》、《都市风光》、《生死同心》、《马路天使》等影片。抗日战争时期，吴印咸在延安拍摄了《南泥湾》、《白求恩大夫》、《陕甘宁边区二届参议会》、《延安与八路军》、党的七大会议等新闻纪录片，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白求恩拍下了很多历史珍贵镜头，成为中国革命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50、60年代，吴印咸的摄影代表作有《未来》、《向人民致敬》、《瓯江帆影》、《玉屏夜色》、《刘三姐》